David O’Connor教授，蛋白质组学全球顶级专家，目前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生物科学系主任。
O’Connor教授在伦敦大学获得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在利物浦大学获得分子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在日内瓦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加盟西交利物浦大学之前，他是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蛋白质组学研究中心主任、生物科学中心教授。
O’Connor教授在科研、学术领导和管理方面有着卓越表现。他现任英国蛋白质研究协会主席，欧洲蛋白质组学协会总理事会与基金委员会成员；同时他还受邀担任多个国际级科研评估机构评委会委员，如英国学术研究评估行动（RAE）和威康信托基金会。在他的领导下，南安普顿大学建成了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实验设施。
2012年2月16日，周四，上午9点半，在生物科学系科研实验室，O’Connor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分享他加盟西浦的缘由，他对生物科学系发展的规划，以及他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
O’Connor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您在利物浦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首先请接受我们对您作为利物浦大学杰出校友的问候。
从英国来到中国，来到西交利物浦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您是如何考虑您的这一决定的？
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个很容易的决定。西交利物浦大学建设国际化的师资与科研团队这一发展理念非常吸引我。实际上，当我更具体地了解西交利物浦之后，加入西浦的决定就开始变得无法抗拒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好，我没有任何后悔。
我们知道去年您曾来过中国并且考察了西交利物浦。您上一次的体验如何？您对西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对这里最主要的印象就是热情与活力。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充满了朝气，我想这来源于他们积极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活力深深感染了我。这种活力与热情意味着大家在这里深切地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业。这是我目前为止最深的体会。
西交利物浦的学生对我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原以为他们会有些害羞，可能会不怎么开口。但实际上他们非常乐于表达，非常自信，并且善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值得提倡。这些都是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可以说西交利物浦大学令人耳目一新。
您会参与到日常的教学当中吗？还是主要专注于科研？
可以预计，我的工作任务将会非常多。但我乐于教学，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教学对我来说就像是在现实中对你的学术进行检验。我想向庄蒙德爵士（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学习。
前不久，庄蒙德爵士（原利物浦大学校长，现任牛津大学利奥尔学院院长）回西浦考察。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当年作为利物浦大学校长与西安交通大学一起创办西浦时，他仍然坚持在本科一年级教学的第一线。我想，如果校长能做到，我一定也要做到。
我们了解到，在您的带领下，南安普顿大学的蛋白质基因组学研究目前已经跻身世界前列。而在中国，这一领域里也有不少表现杰出的大学。与他们相比，西浦最吸引您的优势或者特点是什么？
首先，我想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蛋白质基因组学。这是对于蛋白质及其功能与互相影响的一门非常大规模的学科，是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自然延展。而人类基因组研究，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探究人类基因序列的数量，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基因数列约有21,000个。
但是，在学术界对此有一个很大的争论，那就是与基因组相对应的蛋白质是哪些。我们非常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归根到底，是蛋白质在发挥基因的全部功能，是蛋白质在细胞中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我们所有新药的靶点，所有的新疫苗，都是基于对蛋白质的研究。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学习蛋白质基因组学的原因。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不管在生物科学系内，还是从整个大学范围来说，我们在各相关专业领域的融合方面做得非常好。此外，从独墅湖高等教育区、苏州工业园区甚至是江苏省来说，都具有非常好的平台与优势。比如在学校附近我们有生物纳米园，有非常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这些都为科研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便利。而我们生物科学系，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具有非常好的专业优势。所以我认为把这些融合在一起，将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我们可以去共同完成一些令人期待的新项目。
西交利物浦大学以理工管起步，以研究为导向。您对生物科学系当前的发展怎么看？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潜力如何？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万里长征的开始阶段，但我认为潜力是无限的。作为生物学家，我们常常从发展曲线的角度思考问题，常常会用观察组织生长与增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处于这样一种增长的开端。
可以预计的是，我们将会越来越繁忙，忙于将我们的设备投入使用，忙于自我的发展与建设。但我希望我们很快能达到一种指数级增长的阶段，比如我们计划招收研究生，对此我们将会开展一系列的筹备措施。我想，若干年后，当大家开始抱怨空间与设备不够用的时候，那就表示我的工作已经做到位了。
同样，我认为我们完全有潜力进行国际级水平的科研，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并且创造出一种正确的科研氛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呢？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师生们能勇于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挑战与探险。所以，我认为我们有潜力成为国际级的大学，比如斯坦福、普林斯顿等这样顶级大学在中国的另一种诠释。这将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当然，这会花很多时间，但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
作为生物科学系的系主任，您如何为自己找准一个合适的位置？您对生物科学系未来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有什么样的预期？
目前，我们的科研仍处于研究方向的发展阶段，现在就将研究方向固定下来是不明智的。我认为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教师，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大学。我们已经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其他很多好的大学招聘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因此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开展多方向的研究。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的挑战在于要保持专注。我们会专注于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将主要在分子生物工程和药物发现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我相信我们也会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我现在还不能预测这些领域是什么。目前，我们还在继续招聘老师，并且已经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候选人在我们的考虑当中。
对生物科学系教职工目前的工作表现，您怎么评价？以及今后您对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与表现有着怎样的期冀？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成功创建生物科学系，就已经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我们现在要试着把生物科学系建设得更好，更强大。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不得不把科研暂时放在一边，但这就好比限制一只出色的猎犬：当你尽情让它奔跑的时候，我相信它会跑得更快。
科研，是我们的愿景，我们也正为此积极地准备着。再次，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老师来自很好的学校，所以我认为他们有潜力成为世界级专家。我的工作就是要支持和帮助他们，以使他们能够取得成功，当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的。
您认为生物科学系有哪些方面的潜力可以在未来取得成功？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现在不会将研究方向固定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能会是很大的错误：我们的研究可以是任何方向，而这些方向是我们无法预知的。生命科学的研究现在处于一个黄金时期，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着，同时也有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被开辟出来。
但正如我所说，我们的科研必须要有重点：我们将会重点研究分子生命科学，但是即便是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小的方向可以研究。现在人们的生活有健康、环境和能源等方面的挑战，生命科学可以在所有这些特别的领域发挥作用。
我认为目前必须确定我们将会选择其中哪些领域进行专注的研究，我想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
您认为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与发展在中国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哪些差距？
我认为更多的是观念上的不同，而不是真正的研究水平上的差距。
我认为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也在继续引进更多优秀的人才。我们西交利物浦大学这里已经有世界级的专家了，但有时可能还没有做到将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来让他们真正能够做一些好的研究。
我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西交利物浦大学吸引人才的一点在于学校结合了中西方两种文化，创造出了一些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都可以很好工作的东西，并且我已经感受到了。
来中国，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同时也是一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探索。自从您到中国后，您对苏州和中国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一直很忙，因为我刚到这里没有多久，所以目前为止我对中国和苏州的印象都只停留在表层。但我发现这里很多地方都非常吸引人，同时我发现偶尔也会有能够预期到的挑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有很好的体验，当然也有惊喜。
我是带着对中国的一定的刻板印象来的，不过这些很快就被打破了。我所想象的是非常喧闹的街道，但事实上这里比伦敦安静多了，在这里我连救护车的警笛声都没怎么听到过。所以我觉得这里比我原来待的地方要安静很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对今后可能面临的文化碰撞与冲击，您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
从心理上来说，我认为每个人在即将面临一个新事物时都需要做一些准备，但这样一来，新鲜感也就不存在了。我去很多地方旅行过，我曾经在瑞士完成了我的博士后学习。因此我觉得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提前做准备，从而不会有陌生感的想法。来中国之前，我们通过阅读做了很多准备，因此我想可能不会有太多会令人吃惊的地方，但我确信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趣事发生。
我夫人和我一起来了中国，她现在在学中文，并希望能够在这里开始新的工作。我的儿子和女儿目前都在英国工作，我期待着他们将来能够到中国来看看。（记者：王婧 翻译：王婧 王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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